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效统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于2023年1月8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

调整后，不再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实施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疫情防控重点从防控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 本周，《面对面》专访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

记者：你们摸过家底吗？ 手中的资源能满足老百姓的医疗需要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务司司长焦雅辉：基于近三年国内感染率，我们还参考了世界其他国家人群的感染率。 我们曾计算过你什么都不做，完全任凭感染。 那种资源一定很短缺。 还是必须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按照这样的疫情缓解高峰，包括需要住院的人数在内，感染人数能稍微推迟一点，能推迟我们医疗资源的供应就足够了。

2022年12月上旬，许多城市开始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高峰，感染人数剧增，医院发热门诊首当其冲。 据媒体报道，某医院发热门诊数量激增10倍，一名医生一夜最多接诊150名患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我们当时就已经预知老百姓发热就诊需求会增加，所以那个时候做的方案，第一个冲的是发热门诊。 我们要求所有医院开放发热门诊，尽量满足这些发热患者的就诊需求。

按照应该开、应该设的原则，各级医疗机构开设发热门诊。 同时，简化发热门诊就诊流程，增加药品配备，提高发热门诊医疗服务效率。 据统计，截至2022年12月25日，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超过1.6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超过4.1万家。

记者：我提供的这些能满足人们看病的需要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只有这些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肯定还不够。 以北京为例，一方面所有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都将开放。 另外，有体育馆、方舱医院，还开设了临时发热诊所。 如果只是因为发热需要取药的话，去这些临时医疗所买药，去这里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当时，北京有一个统计数据。 某区临时接诊热点的发热患者数比该区所有三甲医院发热门诊接诊的发热患者数还多，这又分流了医院的部分压力。

随着疫情的发展，救治压力开始从发热门诊传导到急救和重症救治科室。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根据病毒和疾病的特点和规律，往往是第一周过去后，第二周重症开始逐渐出现。 那么出现重症后，这个时候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急救。 发热门诊需求下降时，急救压力开始显现。

急救压力显现，很快就会形成一系列的连锁。 最近大家看到的120个需求大幅增加，重症床、住院床，比如大家说一床难求。

记者：这个时候你们也要摸摸房子的底部。 我有多少资源来满足此时更迫切的需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其实从2022年12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印发方案，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进行拓展、改造。 可能像原来有综合ICU的人一样床位不够。 有必要增加。

另外，还要求医院按照综合ICU等比例准备可转换的ICU。 这些是重症资源快速增加，即将达到极限时，这些可转换的ICU在24小时内很快成为综合ICU。

以北京朝阳医院为例，医院凭借呼吸、急救、重症医学科、心血管等专业优势，共开设综合救治病区15个，开放床位538张，其中重症重症监护床位69张，全力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急危重症患者。

记者：你认为医院能应对吗？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最初，医务人员阳性多，医生护士短缺。 我想，作为医务人员，也能充分感受到目前疫情的紧张。

记者：例如，这就像一场战争。 我连人、武器、装备、还有饲料都准备好了，但真正上战场的话，我就知道面对的敌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这个时候，这个战斗怎么打？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我们要求医院统一所有床位资源，设备全医院统一，床位全医院统一，医务人员全医院统一。 发热门诊患者人数较多时，全院支持发热门诊出诊； 现在急救量大的时候，整个医院都要支援急救。

新型冠状病毒决战期间，医院各部门按下快进键，开始超速运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急救站的床必须尽快周转，不能冲压，所以进了急救站。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满满的床，但一定不是同一位患者。 因为，我们现在急诊留观急救室的这些要求24小时清零治疗。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也就是说，你现在留在急诊的人们，必须在24小时内把他送到病房，把抢救过的床位留给下一个患者。

记者： 24小时一个循环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 24小时内必须清零治疗，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医院可能不是24小时，而是十几个小时就要出来。

此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口前移。 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等待，等待也变得重症，到医院里面来接我们，我们三甲医院的资源总有一天会饱和。 所以现在我们也提出，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年的经验之一，可以把关口前移，早介入，早治疗，防止轻症重症。

:为实现关口前移，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总体方案要求，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辖区内风险人群实施分级健康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记者焦雅辉)让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先接触辖区内这些高风险人群，对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有透析的孕妇、儿童、他们的健康风险等级进行评估，根据健康风险等级不同颜色的健康法红色是危险因素最高的黄色中等； 绿色比较安全。 通过健康档案的健康监测，可以管理他们的健康管理。

记者：老年人、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自己有基础性疾病，出现症状该怎么办？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一旦出现红色，这类老年人要求立即复诊，直接到三甲医院就诊。 因为这个时候，只要去三级医院就能降低重症。

随着春节的临近，中国即将迎来城乡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将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传播。 农村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庞大，但人均医疗资源有限，如何应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感染高峰，面临巨大挑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我们最担心的是，三年过去了，大家都不能回家过年，今年才能回家过年。 这样一来，报复性的城市人流高峰就涌向农村，过年有可能探亲，所以更担心农村的疫情。

其实对农村来说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保证落药，而且供应量一定要覆盖春运时段。 另一个重要的是，为了让重症患者能够传输，至少可以传输到县医院接受救治。

记者：谁来做这件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而县、乡要求组织车辆、准备车辆，如有病情变化需要周转，交管部门要尽快将他转至县医院。 多年来，我们形成的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也得到了发挥，城市的这些优质医疗资源支持县医院。

另一方面，远程； 另一方面，要准备派遣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到县医院接受这些重症的救治。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高峰，全国医疗卫生系统严密管控，尽最大努力做好各方面准备。 综合评估病毒变异、疫情状况和我国防控基础等因素，我国已具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的基本条件。

记者：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 但是，还是觉得突然防不胜防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其实我也很关注网络舆论的反应。 我觉得更多的反应还是这药。 初期发热时药物问题多是因为买不到药，买不到药。 我觉得这个舆论很多。

无论是我们提出的想法，还是这些医疗机构包括基层的，包括二级以上医院的，药品都要配给、配足。 结果，现实中虽然开设了发热门诊、发热诊室，但药品供应这一部分却出现了短缺，这就是供不应求的情况。

记者：那是为什么药暂时供不应求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这有很多原因。 例如，正如零售药店里被抢购一样，人们首先囤积药物是重要的原因。 二是药品的生产和供应也是根据市场需求提供的，所以一时间市场需求量会一下子变大，但生产能力和产量的提高需要时间。

另外，实际上包括企业在内的生产企业也面临着人员感染减员的问题，因此出现了很多因素缺乏药品的问题。

现在重症的时候，我们国家仍然在老龄化。 特别是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很多，一下子就会出现这么多重病患者。 大家去三级医院。 特别是去这三大医院。 我们的系统是金字塔，大基数去塔尖看病。 这个供需矛盾一定会特别突出吧。

迅速传播，引起人们大面积感染，感染后出现的各种病症，引起了许多人对奥密克戎病毒的新担忧。

记者：这三年来，人们一直与病毒打交道很久了，但我们知道病毒尤其是发展到了奥密克戎这个阶段。 也有观点认为那是一场大感冒，对身体可能没什么危害，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要不要重新慎重看看对这种病毒的判断？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你觉得过去三年大家为什么没有深入了解？ 过去三年，用了很多网友的话，国家和政府一直严密保护大家，尽量减少感染者，早发现，切断传播途径，特别是保护这些脆弱人群。

目前，由于该病毒毒力大大减弱，其传播力加快，短时感染增多，不同年龄、不同身体条件的人出现感染，是高烧、咽喉疼痛、全身疼痛最多见的症状。

这些对每个人来说一定很痛苦，但这些症状在临床上是我们常见的疾病症状。 从医学上分类，这些都是典型的轻型新冠患者，大多数人还是轻型表现。

2020年初，童朝晖作为中央领导小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赴武汉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此后一直奋战在疫情第一线。 自2022年12月上旬北京暴发疫情以来，他被北京市卫健委任命为北京地坛医院和北京佑安医院两家定点医院指导危重症患者救治。

记者：两家定点医院之间，要和武汉的时间进行比较吗？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对。 我们去武汉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 完全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种病毒是什么特征，在武汉那么厉害。

大家可能对武汉记忆深刻，患者比较严重的呼吸衰竭，都上了呼吸机，都上了ECMO，这个比例很高。

后来，武汉以后，全国各地的很多地方我们也去过。 包括这次到北京在内，我觉得从临床治疗到临床救治的难度比武汉低很多。 我们的压力不是很大。

奥密克戎的特点是传染性强，传播力强，传说很多人呈阳性，但实际需要住院或住在ICU的比例很低。 我可能也做过统计，这两家定点医院把危重型和危重症型两者都算上，占3%-4%。

记者：大家总是能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那里听到自己家老人去世的消息。 好像比往年多得多吗？

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必须承认一定会很多。 但是大家想想。 你身边的人有多阳？ 还是全家人都阳春了，可能有多少危重人？ 还是有多少人肺炎？ 这个在大家心中有数吧。

记者：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应该有吧。 因为现在不能数具体的数，所以为什么？ 我不知道分母。 因为现在所有人都不再制造核酸，也不再制造抗原了。

很多人说在家几天，有症状也好，没有症状也好，在家扛过来，上班了。 所以，我们可能都太阳过去了，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分母是多少。

专家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仍集中在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 虽然奥密克戎病毒高传播、低毒的特性没有明显改变，但仍不被视为重型感冒。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虽然现在大家的网友都反映那绝不是大型感冒。 确实不是大型感冒，而是容易把感冒和流感混淆，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比较新冠和流感。 并不是在比较新冠和感冒。

确实，感冒症状较轻，一周的自我限制病是吃药不吃药，一周感冒其实就好了。 但与流感不同的是，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也有发热、咳嗽等全身症状，肺炎严重。

而且，不同的病毒，其致病性也不同。 例如，大家印象深刻的2008年的新型流感，那一年的流感也很重，曾经出现过人感染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 那个死亡率很高。

所以，与流感相比，即使部分肺炎发生，这种肺炎也远不及网友所说的“白肺”，经过这种治疗也能很快好转痊愈。

记者：这波治愈率是多少？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我国治愈率自武汉以来一直保持在90%以上。 武汉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治愈率也在90%以上，之后是93%、94%，越往后越高。

所以其实从这波浪潮来说，大家感受到的并不是这个低比例，大家感受到的是一个个的绝对值，如果我们基数大，可能会觉得重症、危重症或者病逝的人数在增加。

从全球范围看，我国各地目前面临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高峰并非个例现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务司司长焦雅辉：其实三年来，恰恰其他国家都在经历着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医生看病也很难，在其他国家有些患者，特别是老年人去医院看病也很难，我想我们国家和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有些国家的医务人员在罢工。 因为工作负荷太大，没有足够的防护用品。

但是，在这三年里，我们的医务人员在正义方面走在了第一线。 没有需要支援的医务人员。 需要派遣医疗队的时候，大家都在积极报名。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医务人员表现出了更多与其他国家医务人员不同的行为和精神。

随着我国防疫政策的逐步调整，特别是在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后，围绕“保持健康、防范重症”的目标，广大医务人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记者：好像就在三年前武汉最危机的时候依靠这个群体，三年后必须依靠这个群体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是的。 只能依靠这些人。 而且，更大的不同是，三年前他们防护得很好。 我们说4.2万人援助武汉，援助湖北，医疗队一个人也没有感染。

但是，现在我们医务人员都在第一线。 他们自己也受到了感染。 家人感染，就是说受到了身心的压力。 但没办法，这是他们的职责，就像士兵上战场打仗一样。

记者：这是一场硬仗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是一场非常硬的战斗。

记者：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患者，都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度过这最困难的时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务司司长焦雅辉：急性传染病还是有其规律的，急性感染高峰以后，第一到第二周是最困难的。

其实不同城市都经历了急救和重症高峰，这可能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 随着这大部分感染的加重，感染高峰过去后，接下来有下降的趋势。

病毒的传播一定有其传播系数，传播到一定程度后，病毒难免会变弱。 我们简单地说，传不出去了。 如果到了这样的阶段，这个困难一定会过去。

来源：央视新闻

责任编辑：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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